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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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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老艺术家书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浙江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恒庐艺术影吧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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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一种发现  

2005-12-18 16:54:34|  分类: 影评:解读与发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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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评:一种发现

(纪念电影百年,怀念80年代群众影评大潮)

/范达明/

       每当在试图评论一部我看时深有触动的影片时,我总习惯于扪心自问:它的造成我心灵美感直觉的魅力究竟来自哪里?这种魅力的来源又究竟是合于哪一种审美的范畴与原理?而用于表达这种魅力的,又究竟是刚好恰如其分地运用了怎样的电影语言与语法?如果我能在这部影片中寻找到某些东西,而它们又正好是能合于我已经掌握或正在掌握的某些原理或原则,我那说不尽的喜悦,就会从心底油然升起。这是一种发现。而一篇影评的构思,也就慢慢在个中酝酿成形了。坚持把写影评当作谋求一种发现,让影评写作建立在这种发现的基点上,是我已习成的写影评的基本准则和思维方法。

       影评人的发现其实有三种:

       第一种是积极的发现,或者说是“美”的发现。正如我上面讲到的——它是能带来人们的喜悦心情的(注意,这是一种理解性的发现的喜悦,与作品自身的或悲或喜对人的触动不同,后者只是处在直观感受的第一层面上,前者则已上升到更高的第二层面上了)。这种喜悦心情往往是写欣赏性影评的情感基础。它是把那影片中的某些东西与理论原则挂钩。说它是积极的发现,就因为它作为美的发现,在此发现中必然有着真正审美的愉悦,因而多少有些创见性的东西在内。它使影评写作上升为影评创作,具有相对于电影创作之外的独立价值。

       第二种是消极的发现,或者说是“假”的发现。它往往显出的不是影评人的喜悦而是牢骚满腹。这自然是写指责性影评的情感基础。它是把那影片中的某些东西与自己切身感受过的生活真实挂钩。说它是消极的发现,就因为它必然局限于发现者自己直接与间接的生活实践(即生活真实),充其量只是一种“审真”的“认真”而非审美的“认美”;它缺乏真正审美的愉悦,也难于包含真正审美的创见。

       为什么消极的发现往往是成就指责性的影评而不能写成一篇肯定性的影评呢?问题不在能不能,而在于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影评人一本正经地积极地“认真”地发现说,《牧马人》中的牧马人的牧马动作,很符合生活中的牧马人的牧马动作——这还用你去说吗?因为它是任何影片起码要做到的。固然,“艺术的真实要合乎生活的真实”也算得上一条美学原理,然而由于它已尽人皆知,因而也就没有再由影评人来表述的必要,谁也不会承认这是你的什么新“发现”了。于是。以“生活真实”为评价标准的影评人只得去做挑毛病的功夫——不去说影片哪一点合于真实,而说哪一点不合真实;于是,“美”的发现就转化为“假”的发现,结果,亦自然成就了一篇指责性的影评。

       这类影评现在很多,大多出自普通观众之手;它的局限性总在就事论事,缺乏普遍意义,并往往会顾此失彼,颇多漏洞。我最近读到一家上海工人影评的油印小报,上面有一篇影评指责了《华佗与曹操》一片中的主题歌,说是把曹操写于公元208年赤壁大战的《对酒当歌》用到了影片所处的早于该时的公元200年官渡大战的时间,认为不合“历史真实”(见《闸北影评》1984年第6期第2版)。单就“历史真实”的标准来要求影片,这不啻一种“发现”,但它仍只能是一种“消极的发现”,因为影评人不过是完成着一个纯粹历史学家的职责。只可惜的是,文章的作者单就其作为历史学家坚持其“历史真实”的标准而言也并不彻底,因为作者并不反对把曹操的写于官渡大战之前的“某一首诗”用来谱成这部影片的主题歌。可是曹操那“某一首诗”是否在历史上真的被谱成过歌呢?即使谱过,是否正好能切合于这部影片的作曲者所能给予的曲调呢?……这就带来了一连串说不清楚的难题,进而使这位影评人的“历史真实”的界说标准也难以自圆其说。若真要圆其说,则《华佗与曹操》的故事就永远只能停留在消逝了的历史自身之中,而根本不能搬上银幕了。这种消极发现的影评,即使还有价值,也只能成为电影创作作为“遗憾的艺术”的补缺拾遗的工具,还难于从电影创作之中划开而具自身独立的价值。

影评:一种发现 - 范达明 - 范达明的博客 国产影片《华佗与曹操》海报

 

       第三种是“零”的发现,就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发现。它可能包括两种情况。一是影片制作者本身在片中就没有任何发现,影评人自然也不会有任何发现(或曰,只能有“零”的发现)。高雅的影评人对此类影片总是不屑一顾,等闲视之,见之若无,给予冷淡。沉默是黄金。这本身(零——没有)就是最好的评价——它是对这类影片最沉重的一击,足以使影片制作者汗颜与暗暗叫苦。二是影评人自己处在“头脑昏昏”、“肚里空空”的地步。它或者往往会对本该冷淡置之的影片大做文章,胡吹乱捧,就如同一位庸医对一位无病呻吟者竟还真做出了病入膏肓的诊断一样可笑;或者就是盲人瞎马,有眼不识泰山,视有作无。前者无非在白白糟蹋着自己的笔墨,后者则必定会作践了有价值的影片。这种终究是“零”的发现的影评,既无自身独立的价值,亦无依附于“电影创作”的价值;它只有“零”的价值,弄不好还有“负”价值。

       近五年来(指1979至1984年的五年来。——笔者录入电脑时注),我正是逐步尝试站在电影审美的理论思辨的高度,以“积极的发现”、“美的发现”的求索态度去写作影评,使我对外初获成功。我用“电影诗”与“童心论”的审美观去评析吴贻弓的处女作《我们的小花猫》,用“情绪电影”的美学范畴与结构主义的美学评价方法去剖析杨延晋的第二部作品《小街》,并选择其中有关段落参加《大众电影》杂志举办的影评征文,有幸连续两次获奖——1981年获“新片千字评”征文一等奖,1984年获“电影欣赏”征文二等奖。这就是说,借助于《大众电影》的信息媒介,我得以把我的电影审美的愉快,传达给更多的朋友(我已从一些读者给我的热情来信获得了证实);而能与更多的人们共享此等愉快,岂不更加快慰么!


                     1984年7月20日初稿于Y.C.,8月4日改稿
                     原载《职工之友》1984年9月号/10月号(总63/64)第3版
                     2005年10月15-16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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