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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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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老艺术家书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浙江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恒庐艺术影吧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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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历史画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2006-05-17 16:28:56|  分类: 历史画与重大题材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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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革命历史画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

/范达明/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有一些想法。关于革命历史画,有金冶先生讲的看法与高照先生讲的几条,两位各有自己的侧重点(一个强调历史的客观具体性、真实性;一个强调作者今天对历史的主观评价与自我理解),因而各有不同的解释。这里,我觉得先要分清一条界限,即:革命历史画与革命历史题材创作这两者的界限——它们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东西。前者,必须以历史上的真人真事——真正存在过的历史人物与真正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为描绘对象;后者,则可以以虚构的人物甚至事件来表现特定的历史。这一点,在俄国巡回派画家苏里柯夫与列宾两者的作品中区别得就比较明显:苏里柯夫的《近卫军临刑的早晨》、《女贵族莫洛佐娃》与《缅希柯夫在别列佐夫》诸画,因为都有历史的真人真事,所以都是历史画;而列宾的《意外归来》、《宣传者被捕》与《拒绝忏悔》诸画,则因为画面主人公作为概括特定时代与历史的艺术典型而非历史人物,所以只是历史题材创作。至于列宾的《伏尔加河纤夫》,尽管其中不少人物可以被美术史家指出其真名实姓以证实确有其人(画家其实也做过写生),却不是历史画——因为它缺乏历史事件;甚至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题材创作——因为它就是列宾同时代日常生活的现实写照,所以只能算做(列宾当时的)“现实生活题材创作”。列宾作的历史画,数得出来的恐怕只有《伊凡杀子》那一幅。同样,董希文的《开国大典》、靳尚谊的《十二月会议》、石鲁的《转战南北》与高虹的《决战前夕》等都是革命历史画;而王式廓的《血衣》、王流秋的《转移》、全山石的《英勇不屈》等,都因为缺乏历史的真人或真事(件),而只能是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当然,革命历史画归根到底也是一种历史题材创作,但由于前者内涵的特殊规定性,我们需要把它划分出来,正如需要把零度以下的水名之以“冰”而从水中划分出来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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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柯夫《近卫军临刑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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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里柯夫《女贵族莫洛佐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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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意外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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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宾《伏尔加河纤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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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希文《开国大典》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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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虹《决战前夕》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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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式廓《血衣》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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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山石《英勇不屈》油画

       

       不过,尽管两者存在区别,我们却很难一定说这两者何者要更高一筹。它们各有其历史价值、认识价值与艺术价值——假如两者的认识价值可以相等,那么,在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上,革命历史画对历史的真实程度的要求就更要严格与苛刻,尽管其艺术价值也不能降低;而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由于不受历史真人真事的限制而显得自由一些,却又对画面历史中的人物形象与时代环境的艺术典型化有更高的要求,因而从真实地揭示历史本质方面来说,同样也不能降低历史价值。

      关于这两者的功能与价值的区分比较,最早可以上溯到2000多年前古希腊亚理斯多德的《诗学》,有点接近其中第9章所谓历史家“叙述已发生的事”与诗人“描述可能发生的事”[1]这一著名说法,但又不完全贴切。较类似的是在该书同一章中亚理斯多德说到的一段话:“在悲剧中,诗人们却坚持采用历史人名,理由是:可能的事是可信的;未曾发生的事,我们还难以相信是可能的,但已发生的事,我们却相信显然是可能的;因为不可能的事不会发生。但有些悲剧却只有一两个是熟悉的人物,其余都是虚构的;有些悲剧甚至没有一个熟悉的人物……其中的事件与人物都是虚构的,可是仍然使人喜爱。”[2]

       由于庆祝建党70周年美展并没有强调一定要画革命历史画,所以这一条不应成为我们评价展览中某一具体作品成功与否的基本标准。但是作为对整个展览的衡量标准或从展览特定命题题中之义的要求来说,它应当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真正称得上是“革命历史画”的重大题材作品或力作,则当是无疑的。

       这一点,同样作为70周年的“七一”献礼,在电影界就做得很出色。近年来,广电部专门设有一个叫做“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的机构来组织与领导重大革命历史人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和建立共和国的领袖人物)的传记片与史诗片的创作。从建国40周年推出的献礼片《巍巍昆仑》、《开国大典》、《百色起义》等,到如今建党70周年已经并正在上映的献礼片《开天辟地》、《毛泽东和他的儿子》、《大决战》、《周恩来》等鸿篇巨制,其成绩之著之不朽,我看在中外电影史上亦堪称奇迹。

      相比之下,我们的美术界,无论是在领导上、组织上,还是在创作上、理论上,都因为事先没有非常自觉而鲜明地做出对于“革命历史画”的一些命题要求与规范,使我们在这方面的成绩要显得卓著而尽如人意,就较困难了。

      就已经看到的我们浙江的作品而言,在已被浙江省内评选获奖并上送全国的16幅作品中,真正的革命历史画作品只有4幅(占1/4),似乎稍嫌弱了一些。它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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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涤江《伟大的使命》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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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发榜《旧画重题颂先贤》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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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继武《夜深》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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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奇瑞、邹峰《仇娃参军》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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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义淼《黎明》 中国画
 
        金松的中国画《1921年7月·南湖》[3]——出现了中共一大代表转入嘉兴南湖船上继续开会的全部12个人物的群像造型,其人物的座次安排也尽可能依据了历史原貌;

        杨涤江的油画《伟大的使命》[4]——以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达成第二次合作为背景,描绘了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战前线的壮观阅兵场面,其中塑造了朱德、彭德怀、左权、任弼时、邓小平等众多知名共产党军事将领的形象;

       黄发榜的中国画《旧画重题颂先贤》[5]——描绘了周总理在医院病床上向邓颖超同志做临终嘱托的情景;这是一幅在多年前旧作基础上附加以画外诸多新的题款并做了画面晕染的改制之作,因而有一种直接的推陈出新之感;

       陈继武的油画《夜深》[6]——刻画了毛泽东晚年在书房手不释卷灯下夜读的真实而平易的形象,作品有令人深思的内涵。

       其余的作品都是革命历史题材或现实生活题材创作,其中最出色的要数杨奇瑞、邹峰的雕塑《仇娃参军》与王义淼的中国画《黎明》。

     《仇娃参军》[7]抓住了既适合雕塑造型语言的题材又富有一定情节动作的特定瞬间,公、媳、孙三代人十分典型而散发浓郁黄土地气息的中国农民形象的刻画,特别对坐在手推车上吹号送孙去当兵的断腿爷爷的精心塑造,把激发老百姓那种热烈拥军参军行动以报国仇家恨的心理底蕴透视了出来。

       而《黎明》[8] 则相反,它主要不是通过人物塑造而是通过对典型环境的空间开拓与细节的捕捉,把一个小山城获得解放而迎来的第一个黎明的宁静及宁静前的昨夜曾经有过的欢腾直接与间接地揭示出来。画面对大远景城门楼顶端吹号手的精心点缀,不仅反衬了空间的辽阔,而且以远远传来的联想中的号声,更反衬了小山城黎明的宁静:而“黎明”在内涵意蕴与修辞上又是双关。作者对视觉空间语言的成熟运用,使作品潜在的丰富内涵与深远意境从其画面有形的空间中油然生发出来。这幅作品与《仇娃参军》,展现的都是纯历史题材的过去的时态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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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坚《永远的记忆——南湖船》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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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骆建钧《一个战士的历程》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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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欢涛《光辉的历程》宣传画


       另有一类是触景生情或睹物思人的反思型作品。它们本身已不再处于历史的过去时态,而被延续到了现实空间的现在时态中,是以现时代人物的眼光对历史遗迹或遗物的观照来体现一种对革命岁月的缅怀之情与历史感的。像金坚的油画《永远的记忆——南湖船》[9]、骆建钧的油画《一个战士的历程》[10]、陆琦的油画《照片与遗物》、张剑的油画《父辈留下的东西》[11]以及张谷旻的中国画《千古丰碑》[12]等都是。比较起来,这类本来是以小见大、以一斑见全豹的讨巧作品,却显得多了一些;它们多少见出了我们一些作者那种避实就虚、逃避直接塑造人物形象与场面难题的思想与创作意识。不过,由孙欢涛用类似方法创作的宣传画《光辉的历程》[13]——以70支燃烧的红烛组成的党徽图案来作为对党的70岁生日的“祝寿”,倒是一种绘画语言的言简意赅的发现与运用,对于宣传画画种的艺术语言要求来说,更是得其所哉,是很成功的。

       同样作为反思型作品,陈宜明的油画《前辈》[14]则没有回避人物塑造,而且还把不同时态空间中的人物或人物活动遗迹(如现代儿童在墙上书写留下的文字)一并组合于一个画面空间之中,成为一幅带超现实意味的多元复调时空的构成主义作品。用这种现代风格的绘画语言来探索与尝试表现对革命历史的反思,并同当代现实生活做出对照,应当说还比较鲜见,它不但突破了题材之历史与现实两者本身在时空延绵上的分割,也深化了作品的耐人寻味的思想内涵,从而带来作品更大更宏观的历史容量——不管具体作品的处理是否算得上成功,其探索意义本身就很有价值。

       至于纯粹的现实生活题材作品,则有徐启雄的中国画《山常绿,水常流》[15]与毛文佐、林海勇、倪海峰、王敏杰四人合作的油画《在海平线上——北仑纪实系列》(4幅,上送其中之一《初升》[16]与之二《崛起》2幅);作品本身并不错,特别是后者,以纯粹的新海港景观描写显示出了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的工业美、工业力量与时代精神。但是对于这些作者来说,这些作品作为他们以往题材的传统创作模式的延续,还较少显出有一种新的突破。

      总的来说,浙江的这次七一献礼美术创作,各地方创作积极性高(据浙江主办单位与组委会统计,全省创作作品1300多,送省700多,省内展出200多),突出了主旋律,显示了多样化,但巨制与力作尚少,还难跃上最上乘水平。


1991年6月9日写于杭州师范学院   2001年2月10日录入电脑于梅苑阁

原载《浙江美术界》1991年第2期第14-16页
另载《美术》1991年第9期第61-63页

 

注释:

[1]  亚理斯多德/贺拉斯《诗学·诗艺》(外国文艺理论丛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12月版第29页。
[2]  同上。
[3]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6页。
[4]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33页。此画入选全国“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美术作品展览”(以下简称“全国展”)并获铜牌。
[5]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1页。此画入选全国展。
[6]  此画原名《毛泽东同志》,曾经改名《晚年》;在《美术》杂志刊登时名《深夜》,估计是对作品最后定名《夜深》的刊误。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38页。
[7]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封2与第10页。此画入选全国展并获金牌。
[8]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3页。此画入选全国展。
[9]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38页。此画入选全国展。
[10]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3页。
[11]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39页。此画入选全国展。
[12]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3页。
[13]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第63页。此画入选同年上海全国宣传画展览并获二等奖。
[14] 此画入选全国展。
[15] 此画入选全国展。
[16] 参见《美术》1991年第9期封三。此画与《崛起》一并入选全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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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影:刊登本文的《美术》杂志1991年第9期内页与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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