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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老艺术家书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浙江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恒庐艺术影吧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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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藕老师的字条与“号角”黑板报(1964.9.19)  

2009-11-02 12:35:30|  分类: 我的回忆录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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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于藕老师的字条与“号角”黑板报(1964.9.19)

范达明/

7.于藕老师的字条与“号角”黑板报(1964.9.19) - 范达明 - 范达明的博客

7-1  于藕老师的字条。手迹,蓝色墨水钢笔(1964.9.19)/ 范达明藏

 

 “于藕老师的字条”是于老师写给我的亲笔手迹,一直夹在我当年一本日记本里,所以被完好地保留了下来。今天来看,它应该称得上是我们附中80年校史的一件“文物”了,我对它自然也格外珍惜。字条全文是——

范达明同学:

今天因听报告黑板报恐来不及出版,但希望能在明天下午尽量能出版,不要拖下去。

你的那篇“致同学们”竺老师已改好,莫大林那篇及按语稿子希在饭后想法交给竺老师,竺老师已看过也要改一下。汤余铭的那篇稿子也催一下。这些稿子有时间给金老师看看,明天下午我再来,希准备好,明天一定要出!

                                                                                                                                  于藕 即日

字条仅落款“即日”,没有具体日期。但它言及了一些有特征的概念,如“黑板报”、我写的那篇“致同学们”,“莫大林”、“汤余铭”等写的稿子,并涉及“竺老师”、“金老师”等审稿、改稿人(分别为教语文的竺志华老师,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校团总支书记金钦良老师),所以,很显然,字条谈的就是出版附中学生会黑板报“号角”报的事。

黑板,通常设置在学校教室学生主视一方的墙面上,占据着教室中心的位置,是粉笔的书写载体——粉笔生涯往往成为教师的代称。在课堂教学中,无论大学还是中小学,黑板一直成为最重要的演示工具,甚至形成了“板书”或“板书教学”这样的重要概念,即使在今天信息时代有了电脑与投影演示屏幕,黑板的教学工具功能仍然无法被全部替代。

由黑板而来的黑板报,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在工厂、农村、部队、机关、学校,乃至商家、街道、里弄与居委会等各个单位都具备或可能具备的宣传工具,一种方便的手工操作的单体出版物。小学里,黑板报是教师工会的事,学生只有墙报;而到初中开始,由学生来出版某一级别的黑板报就是普遍的做法。我当年在初中,就是班级黑板报、学校少先队大队部黑板报以及学生会黑板报的主编或美工。原因与自己能画画、能写美术字有关,但若要做主编,还必须有写与编的能力、组织工作的能力,以及在同学中树立有威信。

从附中高二年级下学期(即1964年2月下旬开学)起,我就参与了学生会宣教工作,主要是做附中黑板报的编辑工作——此时我尚属培训时期,即协助行将毕业的60级高四班做这一工作以准备接替。到我们62班高三年级(即1964年9月)开始,我正式担任学生会黑板报“号角”报的编委(即校学生会宣教委员)——这里说的“编委”,就是主编。

政治课吕恒源老师在对我做的一道有关革命化与劳动化问题的政治作业题(1964.10.3)写下的鼓励性批语里,也联系到了我的黑板报工作。他说:“本学期一开始通过团干部会的学习使自己能找到学习、工作目的的正确的答案,提高了认识,鼓足了干劲,对所担任的学生会黑板报工作充满了信心,这是非常好的,是宝贵的收获,希望你在工作中多依靠组织,取得更快的进步!10.8”

7.于藕老师的字条与“号角”黑板报(1964.9.19) - 范达明 - 范达明的博客

7-2 吕恒源老师在范达明政治作业练习题后面的批语手迹(1964.10.8)/ 范达明藏

 

翻阅相关的日记,在我的“日记12”(1964.7.19-1965.1.29)中就有不少我涉及学生会黑板报编辑、组稿及写稿事务的记载:

黑板报第一期于星四收稿,星六出版,我已布置了任务。(1964.9.1 星期二)/ 号角第一期筹备组稿工作基本完成,明天出版。(1964.9.4 星期五)/ 第一期黑板报基本出齐。只有一篇稿子未抄。效果还不错。(1964.9.5 星期六)/本学期的职务是团支部宣教委员、学生会“号角”编委,班行政小组副组长(兼)……内容与形式充分结合,达到强烈宣传效果的黑板报的编辑与出版,是我这学期的校内职能。(1964.9.11 星期五)/ 安排第二期黑板报材料。文艺评论等兴趣小组今天第三节课开始活动。我们组由郑老师代。谈了文艺评论组的意义(重大的)。决定在本期黑板报上以编委会名义发表一篇社论性号召,号召同学们起来革命与斗争(批判非无产阶级思想)。(1964.9.17 星期四)/ 写完了《致同学们》。一下午准备黑板报稿子。准备与《致同学们》还一并发表一篇莫大林的批判文章。文章我正修改。……语文要求写《用阶级观点分析所想、所为、所见、所闻》。……明天出版“号角”第二期,内容已充实(文章均送于老师审查)。(1964.9.18 星期五)

于藕老师字条的内容,更与下述9月19日“日记”的内容完全对应了起来:

下午听了录音报告,是周总理与彭真对今年暑假高校毕业生的讲话。主要谈到形势、知识分子革命化和劳动化的问题。吃饭时收到了于老师的字条,谈到出版黑板报的问题(明天一定要出),要我把稿子给竺老师看一下后,再交金老师审查。(1964.9.19 星期六)

无疑,于藕老师字条的“即日”,就是1964年9月19日。这个“字条”是我吃晚饭时拿到的。于老师因自己宿舍不在校里,周末要赶回校外的家,她怕不能有较多时间来与我谈赶紧出版黑板报的事(其中需要让我明白的事还不少),所以在听录音报告时或以后,就顺手写了这张给我的“字条”。

由此可确定下述情况:

(1)于老师要求“明天一定要出”的那期黑板报,属这学期“号角”黑板报第二期。

(2)“第一期黑板报基本出齐”是在9月5日星期六,第二期之所以“明天一定要出”,是因为“明天”就是9月20日了。出版不了,就脱期了(“号角”黑板报是“双周刊”或“半月刊”)。

(3)9月20日是星期日,又是中秋节。新一期通常应在节前出版,原本想在9月19日星期六出版就更理想(无奈不得不被重要的“听报告”耽误一天),所以再不得“拖下去”(再拖就到下周一了)。

(4)受国内文化领域已经开展的大批判的强烈影响,借助自己担当的职务权力,我“新官上任三把火”:才主编黑板报第二期,居然就要“以编委会名义发表一篇社论性号召”(所谓《致同学们》),还要“一并发表一篇莫大林的批判文章”,这虽是紧跟了国内的形势(此前暑期末我就接莫大林北京来信,他“谈到了北京的见闻”,说继批判电影《北国江南》之后,马上还要在公开放映《早春二月》的同时批判该片的“严重错误”等等——此在我8月26日“日记”中有记载),但如此全校性、社论性地号召开展文化大批判,从学校范围来讲还是第一遭。由于在当时来看它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当然要“明天下午尽量能出版”,却又存在如何掌握分寸的问题,于老师深知此点之关键,自己难以定夺也无须定夺,就把几篇稿子的终审权交与更可靠的其他老师了。写此字条,可能也暗示我明白这些重要的关系与后果。

有关这一期“号角”的出版情况,在我后面的“日记”中还有记载:

上午把稿子抄好(请抄写员),只剩下那篇莫大林的文章和按语。竺老师拿去改了。一面照顾黑板报的抄写,一面与几个同学一块排《年青的一代》话剧片断台词。中午,竺老师托人把改好的稿子交给了我。但我认为稿子有可商榷之处,我交金老师审查。金老师后来重写了一篇按语。关于要不要贴画的问题,正在由老师讨论。 (1964.9.20 星期日)/ 第三节课召集了号角报编辑出版人员会议。于老师给我一篇林彪的办报文章给大家读。谈了人员的职责,又谈了以往工作的缺点与今后的措施。黑板报空白处原要贴画的,现补上了原高四班的同学的来稿(中秋·诗)。(1964.9.22 星期二;均摘自“日记12”,1964.7.19-1965.1.29)

7.于藕老师的字条与“号角”黑板报(1964.9.19) - 范达明 - 范达明的博客

7-3  范达明附中时期日记本:“日记12(丰收)”(1964.7.19-1965.1.29)

/ 范达明藏

 

这里所谓的“贴画”问题,没有具体记载,很可能是“号角”刊登莫大林批判文章中涉及的一张受批判的画。也许学校认为没有必要如此张扬,“贴画”处就换上了无关紧要的稿子(“中秋·诗”)。

现在回想这些往事,我感慨当年自己身上那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革命热情与冲劲,更能体会到学校领导、于藕老师及其他老师那种既大胆放手我们独立工作的气度,又不乏细致稳妥的思想策略与工作作风,确是非常可钦可佩。而从历史的大背景来认识,由于国内外、党内外当时各种复杂斗争与矛盾的交织,导致“文革”在两年后终于爆发,而引爆的导火索甚至早于此时就已经点燃,到1964年其实已走到了不可逆转的临界点。我们每个人都无法扭转历史车轮的前行,但历史与社会终归并永远是我们学习实践的课堂——学习经验,也学习教训(哪怕要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个学习课堂的起点,就在我们的班级与校园里。

我所在任的学生会黑板报编辑出版工作,在我进入高四毕业班时有了新变化:

开了学生会工作会议。这学期学生会工作由高安保老师负责。我在新编委选出前将仍任主编。(1965.8.28 星期六)(摘自“日记14”,1965.7.26-1965.10.9)

也就是说,于藕老师原先负责的学生会工作包括黑板报工作已转移给了高安保老师负责,我也将要把这个工作转交高二年级的后来者,这是学校的制度或惯例,保证了它承上启下的有效延续性。这一工作的接班人(1965年10月起)落到了64班同学董小明的头上。在一本“扎记4”(1965.9.6-11.22)里我查到有这样的记载:

国庆游行院校于下午课外活动进行了第一次排练。之前学生会进行了改选。(新委员)五名:汪克平、励国仪、董小明、林焕民、彭德创。我要抽时间同学生会新宣教委员(董小明)谈一次话。(1965.9.20 星期一)/(第四周开始)董小明找我,让我谈谈他今后应如何开展工作。我想书面写一份东西给他。(1965.9.27 星期一)

同日的日记也有相关记载:

董小明找我谈了一次话。我向他讲了一些出版黑板报的事项。(1965.9.27 星期一,摘自“日记14”)

也就在9月27日这天,我(当时已是本班的副班长)“把管启熄灯门的钥匙,给了64班的潘公凯”。摘自“扎记4”)

对于我来说,学生会黑板报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并最终导致了我以后差不多毕生的职业属性:1987年春我调回杭州工作后,就相继进入了杂志社与出版社,成了一名职业的编辑出版人。逃不开编辑出版这个职业岗位,似乎成了我的宿命。而在此我更想说的是,如果后来我能在编辑出版岗位上有所成绩与建树,就不会忘记附中时代有一个我所就任的学生会工作岗位,曾在一段时间耗去自己不少精力与心智——它位于杭州南山路美术学院别有风味的长长回廊里,对着附中教学楼的一侧边门,其载体如此平常如此简朴,不过是用两方大黑板连缀起的黑板报,它取名为“号角”,也仿佛成了吹响我未来职业的“号角”。

(2009.6.8-9初稿,12-13完稿,14、17、28有修改、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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