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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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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老艺术家书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浙江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恒庐艺术影吧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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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做法: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  

2010-01-31 10:33:24|  分类: 跨越一个世纪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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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的做法:关于“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

范达明/

    (1)深入第一线,挖掘、补充书稿素材与史料

1992年夏,在本社确立我具体提出的“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选题方案后,我开始担任该系列各集的责任编辑,由此一年接一年,不停顿地又扎扎实实地推出了《夏衍》、《艾青》、《冰心》、《曹禺》、《贺绿汀》五集画册,至1998年8月暂告段落。

所谓“深入第一线”,是每编一集,首先设法直接进入这些传主的家里,造访传主本人或其秘书与家属。第一步是取得对方的信任与理解,获得出书的认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谈得上下一步(事实上,我在北京与钱学森的秘书、与钱钟书的夫人杨绛女士都分别谈过出版两位钱先生的画册的事,但都未如愿:前者表示眼下还不是出书的时候;后者声明家中经过“文革”的劫难,已根本没有什么照片了);第二步是与传主或其代言人商定书稿中各类文字的撰稿人选。其次是进入实际的操作,大致是两方面:一是需从传主家中借出全部所需的图像原件;二是拍照——包括从现场拍摄一些人物或环境照片,以及翻拍家中藏有的相关文献资料。前者比较简单,难的是后者,因为它们都必须有家中主人密切而耐心的配合,把有关的物品一样样地翻检出来提供给你。由于文化名人之宅非普通人家,通常在其中不能耽搁太久,以免影响其正常生活,为此必须有高效率的行动,事前更要有周密的采编计划与拍摄构思,并有当机立断的应变能力。我在心目中认定的就是:只要是为画册所需的书稿素材、史料,能借的则都借回杭州(在承诺“完璧归赵”并履行为对方信得过的协议手续后),否则要即刻动手翻拍,或暂时借出,在复印后即予归还。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有所失误。此外,来到传主所在地(大多在北京),只要有可能,还要不失时机地进入传主的工作单位、相关部门,甚至进入传主社交圈内相关人物的家中,补充一些传主方面所没有又为书稿所需与可挖掘的图文资料。有关传主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新旧著述出版物,除来自各位传主家中,大多系从各类图书馆内复制翻拍所得,这也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其麻烦除了在操作过程中,更在于当事者自己——自己事前要心中有数,能先行掌握传主这些著述的不同名目与出处。由于有些线索是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逐渐明确起来的,所以在实际过程中很难一次就做得滴水不漏,往往需要多次乃至重复地进行(比如照片拍摄或翻拍不理想,就得再次去某处从头来过)。为此,我在那五六年中,常常一年几次赴京,更多是到上海,比如因查找资料而反复进入上海图书馆,包括其近代文献部、中国文化名人手稿室、徐家汇藏书楼、龙吴路书库与后来的高安路新馆,以及浙江图书馆古籍部等单位,我也因此同这些部门的有关人士成了老熟人;与北京图书馆也有好多次邮递复制书刊文献照片的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北京人艺、中国戏协、中国电影资料馆、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医院、上海戏剧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上海人艺、上海作协、华东医院等单位或其图书馆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在编《艾青》画册时,我与浙江大学中文系的一位艾青研究学者骆寒超教授同赴金华,赴传主故居畈田蒋村以及大堰河墓地,拍摄了不少传主少时生活的环境的照片,补充了画册内早期图片的空白。在编《曹禺》画册时,我二度自北京赴天津,进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与曹禺故居寻访有关研究者,不但获得了传主早期的不少图文资料,还纠正了该书撰文者有关曹禺故居如今所在城市区域的误记(应是天津“河北区”而非“河东区”)。在编《贺绿汀》画册时,又二度外出,先后到了湖北武昌、湖南长沙、邵阳、邵东以及江苏盐城诸地,造访传主故居及传主生平足迹地,造访当地有关人士,实地拍摄照片与搜寻史料,补充了画册两个时期图片的空白,并从故居地地方史料中查明了传主故乡邵阳一度更名“宝庆”的确切上下年限。由于亲自深入第一线,挖掘书稿素材与图文史料,使各集画册所收图片相当完备,让传主及其家属以及一些研究专家见了画册大为感叹,说不少图片史料连他们自己也是“第一次见到”,从心底里赞扬编辑者难能可贵的“淘金精神”。    

 (2)  以严谨的编辑作风,力求图书更高品位

我在为“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写的“出版说明”中说:“作为一种努力目标,画册在所收图文资料方面,力求达到翔实、可靠与新颖以显示其文献价值;在所涉专业范围方面,希图达到一定深度、高度与精度以显示其学术价值;在与同类图书相比之下,力争在选题与体例、内容评述与装帧设计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独特性以显示其权威价值。”从目前已出版的五集画册看,这一努力目标是基本达到了。记得当第一本画册《夏衍》打样出来,由于赶时间加上美编在装帧设计上的疏漏,造成画册黑白图片少套了一道灰色,文献图片未做衬底灰网,封面设计也不理想,结果下决心重来过,使该画册近乎全部推倒重新制版。“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每一本画册在版面设计与制作黑稿后,我都坚持自己亲手做出设计调整,该放大的重要图片不吝版面均调整放大,该收入的图片不轻易删去,有的重新补充入册,并使版面设计在按规定的几种类型设计图式内做灵活处理,保持诸画册总体设计风格的统一。我还坚持让每幅图片在文字说明之尾均注出图片提供者即收藏者之名,能尽量查实拍摄作者的也予署名,这种为一般出版社视为烦琐而在同类图书中没有先例的做法,却使照片拍摄者、收藏者的权利得到了尊重。其中有些老照片系外国人所摄,在背面有外文签名,我将其姓名译成中文予以署名;有些黑白老照片白边框上印有“某某照相馆”字样,经鉴别可以证明是该照相馆所摄,也予署名(如《夏衍》画册第76图为传主1947年秋在新加坡莱佛士照相馆所摄)。由于通常照片边框文字在画册中被切去,所以此类署名实际上也是增加了图片内涵的信息量,对传主生平的研究是很有帮助的。有一次,我在上海音乐学院周小燕歌剧中心征集到几张曹禺剧目的演出照片,照片提供者未署拍摄者名,我估计有可能是该院专职摄影所摄,又专门去寻访有关部门,果真遇上了该照片的摄影者张甫柏,使照片署名有了着落。此举使对方为出版社编辑有如此踏实的工作作风而感动。此外,我还坚持对这个画册系列中每一幅图片均按统一的流水号编码,使画册中每图都有各不雷同的专号,有便于读者检索时识别认定,也便于做数量统计。然而此举在画册版面设计与图片编排阶段会大大失去增删的自由度,对此,我仍然坚持从严要求不退让,宁可在编辑过程中更多地自讨苦吃。

(3) 及时总结经验,优化图书质量

图书质量的优化有赖于编辑素质的提高,而编辑素质的提高,概括起来说就是自己要善于总结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比如对于自己的工作,要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长处与弱点。在《夏衍》画册几经周折终于出版后,我知道这只是整个画册系列走出的第一步,既看到它还存在的不足之处,也及时总结了其中取得的经验,写出了《〈夏衍〉成书述要》一文,发表在1994年第5期《出版研究》上。我在“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的每一集画册中都亲自写有“编后记”,把自己在编纂画册过程中应当向读者与学术界交代清楚而不宜在画册正文中诉说的东西写入其中,每一篇“编后记”正是我对自己经验编辑过程的一种总结方式。围绕我所编的这一画册系列,曾先后为报刊写过《走近夏公》(载《钱江晚报》1994年10月31日7版)、《永远的纪念》(载《杭州日报》1995年2月17日8版)、《在艾青家做客》(载《钱江晚报》1995年3月29日7版)、《走近艾老》(载《钱江晚报》1996年5月10日7版,收入作家出版社1999年10月版《艾青纪念文集》)、《走近曹禺》(载《钱江晚报》1996年12月22日10版)、《跨越一个世纪——我所编的一本书》(载《钱江晚报》1997年5月25日12版)、《走近冰心》(载《钱江晚报》1999年3月8日11版)、《走近贺绿汀》(载《浙江日报》1999年5月21日6版)等一系列文章,陈述自己在编辑这些画册过程中与传主及其家属接触的情况与工作心得。

由于注意及时总结经验,自己个人的编辑素质在每经过一次具体的编辑实践后都有较大的提高,就是说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变得更聪明或更精明了,它也明显表现在具体所编的画册系列上——从《夏衍》、《艾青》、《冰心》到《曹禺》、《贺绿汀》,在质量上一集比一集要高些,每一集的容量也更趋丰富完备:每集图片数量从417、392、580、636直增到663幅,每集文字量则从5万增加到10万,正好翻了一番(与此系列后期交叉编辑的可称套书或姐妹篇的两本大型电影画册《外国电影艺术百年》与《香港电影图志》的前后状况也有类似的质与量上的推进)。

我曾在1996年的年度“工作总结”中说:编辑“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这项工作除了得到社与室领导的关切支持,也从社会反响上得到了激励,尤其是在工作中直接接触到了一个个文化老人及其家属,了解了传主本人的业绩与人格风范,对自己教益颇深。这都促使我在时间紧、任务重、工作头绪纷繁的境况中,一步步克服各种工作难题,较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在总结中还说,“在思想上能‘一门心思’,就能甘于在工作上‘埋头苦干’;能‘不厌其烦’,就不怕‘反复修正’之苦;能‘不畏其难’,就会去‘力求甚解’。”对于这一画册系列的编辑、编纂特色,我最终写有《苍厚·质朴·珍贵——“当代中国文化名人传记画册”系列赏析》的评介总结文章(载《新闻出版报》1998年7月24日3版,有删节),将它概括为这样五点:(1)入编人选恰当而有代表性;(2)撰写文字可靠而富可读性;(3)搜罗图片珍贵而显多样性;(4)编纂体例严谨而见文献性;(5)成书风格朴实而见贴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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