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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华的命运:一个一度被美术史遗忘的文人画大家  

2011-09-15 10:59:13|  分类: 中国画浙派传统与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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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华的命运:一个一度被美术史遗忘的文人画大家

/范达明/

 

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充满生趣的艺术家

对于蒲华的作品,我基本上是从很有限的画册与辞书等资料文献上来品读与把握的;在来到“蒲华美术馆”之前是否见过他的原作,我已记不太清。但我记得,那次一打开《蒲华画集》[i],就由衷地喜欢上了这个生于嘉兴、晚年生活于沪上,并最终孤寡地客死于沪上的传统文人画家。

我喜欢蒲华,除了是在于他的诗书画作品,更是在于他的人。在来到蒲华美术馆看了他的诸多原作真迹,对此前读到的一些生平资料也有了更具体的把握,我对蒲华的这种认同感就更为强烈。蒲华是一个当时被人叫做“蒲邋遢”[ii]的人,我们可以想见这会是怎样的一个人。有人对这样的人可能会避而远之;但我相信蒲华一定是个很有个性、很有趣味的人,一个叫人很有亲切感的人。因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穿着很体面、很讲究的人,反而会使人敬而远之;而一个真正有特色、有个性的艺术家,往往是不修边幅的,也很可能是所谓“邋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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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华  寿桃图(瑶池桃熟岁三千)133·63.cm  1897年秋       蒲华  墨竹(护美人)1901年蒲华的命运:一个一度被美术史遗忘的文人画大家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蒲华墓志铭  沈汝瑾撰
 
  蒲华的命运:一个一度被美术史遗忘的文人画大家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蒲华 草书轴 浙江省博物馆藏

 

从所能看到蒲华的一些生平资料的字里行间,我曾猜想,蒲华虽然很早就死了与他同道的也会画画的爱妻,又无一子半女[iii](一说“遗一女”“在乡”[iv]),但他大半辈子的独身生活,可能既不寂寞也不缺乏正常人所需求的阴气——比如,他晚年沪上寓居的登瀛里就“邻伎馆”,也就是说,他家周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红灯区”——他是否嫖妓我想大可不必担心,因为时年他已有63岁(寓沪上前即他中年时期的情况暂且不管);但他以“邻伎馆”之便而收了很多妓女跟他学画、做他徒弟的事,已被人绘声绘色地写入其“墓志铭”中,这肯定是确凿的事实:

 

     “寓沪上,邻伎馆,妓多从学者。友拉之出,犹顾而嘱曰,某临帖,某摹画,毋旷厥课!谆谆如严师。”[v]

 

也就是说,蒲华并不忌讳收妓女们为徒,不忌讳明当明地(包括在友人面前)表现出与妓女们有亲密的师徒关系的接触与交往,并不担心别人因此对他的人品会有何样的微词,他因此也就完全不需要有所谓“昔孟母,择邻处”的那一套对于居住环境的很正统的讲究了。妓女,不管她本身可以怎样分成三六九等,或者是仅仅卖艺而不卖身之类的,也不管是处在什么性质的社会里,其社会地位总是属于低下的;我想,一个文人画家敢于与妓女们打成一片,一定是他自己心甘情愿;蒲华本人也一定是喜欢处在为莺声燕语的青楼女子们一声声叫他“蒲老师”、“蒲先生”那样的氛围中;或许正是这样的氛围,反而更得以萌发他的艺术灵感与创作激情。——打个不太确切的比方,我们今天的不少男性博导、硕导不是也喜欢招女性研究生或女弟子吗?事实上,蒲华与妓女们的关系,也就仅仅是师生关系——他自己沪上的画斋不仅取名“九琴十砚楼”,还叫做“不染庐”[vi],就是一个证明(也许这就是他为对付社会上可能有的微词而事先备制的一件防身“武器”)。蒲华的这种情况,至少比起那些口头上道貌岸然,满肚子却是男盗女娼的伪君子强一百倍,从中也可以看出蒲华是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充满生趣的艺术家。

 

美术史籍上的蒲华

查一查史籍,作为晚清“海上画派”要员的蒲华,在中国绘画史上原本还是有记载的。

一部叫《寒松阁谈艺琐录》的书画家传记著作是清末的张鸣珂(1829-1908)毕其一生直至晚年的1908年才完成,并在其身后方刊印的。其作者不仅是蒲华(1832-1911)的同代人、同乡人,而且还是其同学,两人还同样享年80(张鸣珂大蒲华3岁);该著对于蒲华有这样的记述:“蒲华,原名成。秀水人。与予同受知于万文敏公。入邑庠。工画山水、花卉。大屏巨幛顷刻可成。”[vii] 对于这部著作,《中国美术辞典》所载之“寒松阁谈艺琐录”条认为:“记载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书画家三百三十一人。各叙名氏、籍里、生平事迹、著述文集,评赞画艺,兼及书法、诗文诸专长,凡与书画家相交至深者并附简历。书中所收皆著者同时代人或相去不远者,其中不少人且与张氏交游密切,故记事信实,保存了不少重要资料。然所录材料中,时有无涉艺事之烦文,如碑记序文之类。”[viii] 可见作为美术史著作它尚欠严格,而且仅属一本断代史(1851至1908年历时58年)的著作。

对蒲华有记述的另一本书画家传记著作是《海上墨林》,由杨逸(1864-1929)在1919年编成,其中称:“蒲华字作英,秀水人,善画竹,心醉坡公。”“住沪数十年,鬻书画以自给。赁屋沪北,所居曰九砚十琴斋。左右四邻,脂魅花妖,喧笑午夜。此翁独居中楼,长日临池,怡然乐也。”[ix] 不过《海上墨林》又只是一部限于记述在上海地域范围从艺画家的传记著作。

记载蒲华而真正见诸正规而非断代的中国美术史文献的,当属郑午昌编著、于1929年初版面世的《中国画学全史》。此书出版前,《寒松阁谈艺琐录》与《海上墨林》均已问世;蒲华生前自编的诗集遗稿《芙蓉庵燹余草》也于1923年为“柳溪周斌(芷畦)于凝溪(今嘉善县天凝镇)”[x]发现而得之,次年(甲子),“丁君辅之将为印行”[xi],吴昌硕受嘱为此稿作《芙蓉庵燹余草序》,此“序”作为蒲华生平业绩的重要史料文献,随蒲华遗著诗集《芙蓉庵燹余草》于1926年正式刊印而公诸世人。应当说,对于上述这些著作与文献,郑午昌在编著《中国画学全史》时不会不看到(其中,《寒松阁谈艺琐录》正是由郑所就职的中华书局出版的);不过对于蒲华,《中国画学全史》一方面终究还是将他作为绘画“名家”来记载的,另一方面又不是将他放在一流“名家”而只是放在“其次”名家的位置上。在该书(据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月重刊版本)的第12章“清之画学”介绍“画家”的第43节之中,蒲华的名号“秀水蒲华作英”(共6个字)被置于94位名家(即“最著而于一代之画风有关系者”[xii])之外“又论其次”的“其他名家”之第三类——“画花卉草虫著名者”的名单中,列为此第三类之34家中的最末家 [xiii]。郑午昌在书中编入的清代“其他名家”共162家,含“善山水者”43家,“善人物者”85家,“画花卉草虫著名者”34家;蒲华刚好是跻身这162家之最末家,也是“清之画学”全章总共记载的256位名家之最末家。另外,蒲华的名字还被编入该书“附录四:现近画家传略”[xiv]的名录之中。我这里把所谓的“传略”仍称为“名录”并无歪曲之意,因为它们绝少有超过15字的记载,当属有“略”而无“传”,其中“蒲华”条的全部释文(连带条目名)为:“蒲华/ 作英,嘉善,山水花卉人物。”——也不过仅12个字而已!

可以说,直到新时期之前,蒲华有幸进入正规中国美术史文献的记载,也的确就是在《中国画学全史》中的记载——总共是18个字,如此而已。这不能不说是十分可怜的。当然,比起完全没有记载,我们还真要感谢郑午昌先生,感谢他在其大著《中国画学全史》中的如此提携;但是,我们要埋怨的,恐怕也正是郑午昌先生及其《中国画学全史》,因为当年曾被蔡元培先生誉为“中国有画史以来集大成之巨著”[xv]的此书,在一定意义上与一定范围内,至今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定位的价值与权威性——问题倒并不在于郑午昌先生将蒲华列为中国画学以“山、人、花”题材为序的作画者的第三类,要害是在于将蒲华排入了“其他名家”之列,因为这实际是把蒲华打入了“另册”!而在《中国画学全史》的正文中,所有打入“另册”的“其他名家”,是只记载名号(即上文提到的“秀水蒲华作英”这仅仅6个字),而不见任何释文的;加之按照生卒年的次第,他在进入“另册”之后只能成为晚清的最后一位文人画家,这一必然排序也不能不使他的名字被直挺挺地挤到甚至全部清代名画家的最末位。无疑,在通常例行“末位淘汰制”游戏规则的社会选择与史籍记载机制面前,蒲华的艺术地位与历史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正是在郑午昌先生将蒲华作为列入“另册”的最后一人这一“一锤定音”的基本格局下,蒲华的名字很自然地就从许多继《中国画学全史》之后问世的美术史著作中一一消失了。

下面列出在笔者手边常用的几本涉及清代的中国美术史著作(包括郑午昌本人署名“郑昶”编写的一本“美术史”)或美术工具书,这些书中对于蒲华一概没有片言只语(哪怕是仅仅两个字的名字)的记载:

 

·郑昶编:《中国美术史》,上海书店1990年10月版(据1935年中华书局初版影印本);

·潘天寿著:《中国绘画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12月版(据1936年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版本);

·阎丽川编著:《中国美术史略》,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年12月第2版(1958年初版);

·周之骐著:《中国美术简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

·王逊著:《中国美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6月版;

·《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内“中国绘画”主编:阮璞、薄松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待续)



[i]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蒲华画集》(中国画名家作品粹编),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2月版。


[ii] 蔡耕、富华著:《晚清杰出画家蒲作英》,见蔡耕、富华编《蒲华书画集》书前本文第6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iii] 蔡耕、富华在其所著《晚清杰出画家蒲作英》一文称蒲华“无妻室儿女”,见蔡耕、富华编《蒲华书画集》书前本文第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iv] 钱筑人:《蒲华年谱》之“同治二年(1863年)”与“宣统三年(1911)”条,载嘉兴博物馆、蒲华美术馆编《蒲华书画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v] 沈汝瑾撰:《蒲君墓志铭》,见蔡耕、富华编《蒲华书画集》第321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vi] 钱筑人:《蒲华年谱》之“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条,载嘉兴博物馆、蒲华美术馆编《蒲华书画集》。


[vii] 张鸣珂著:《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一第6页,转引自钱筑人《蒲华年谱》之“咸丰三年(1853年)”条,载嘉兴博物馆、蒲华美术馆编《蒲华书画集》。此书于“1910年付印问世”(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第288页“《寒松阁谈艺琐录》”条,薛永年撰),亦有“1923年由中华书局刊行”的版本(参见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中国美术辞典》第140页“寒松阁谈艺琐录”条)。


[viii] 沈柔坚主编:《中国美术辞典》第140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ix] 转引自蔡耕、富华所著《胸襟潇洒墨花飞——蒲作英与画竹》与《晚清杰出画家蒲作英》两文,前者载《美术丛刊·19》第44页,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2年8月版。按钱筑人《蒲华年谱》与蔡耕、富华在后文开头的陈述,此引文中杨逸所言“九砚十琴斋”当系“九琴十砚楼”之误。


[x] 钱筑人:《蒲华年谱》附记之“公元1923年”条,载《朵云》1992年第3期第81页。


[xi] 吴昌硕:《芙蓉庵燹余草序》,载蒲作英《芙蓉庵燹余草》,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1926年版;此序(影印本)另载蔡耕、富华编《蒲华书画集》第324-327页,人民美术出版社1991年11月版。


[xii] 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第402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月版。


[xiii] 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第420页。


[xiv] 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第515页。作为该书“附录四”的“现近画家传略”的名录,原无收录总人数的记载,经笔者统计,该名录凡2045人。编著者是“以姓字笔画多少为次” 来“编制”此名录的,当初采用的无疑是繁体字;而在该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月版的版本中,正文与附录均已改排为简化字;显然,此名录的次第已经由出版者重新调整“编制”过,但未见当事者对此有所说明。


[xv] 转引自谢海燕:《重刊〈中国画学全史〉序》,见郑午昌编著《中国画学全史》正文前之本序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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