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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美术评论研究会秘书长, 中国老艺术家书画院艺委会副主任,学术研究委员会主任, 浙江摄影出版社编审,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员, 浙江省电影评论学会理事, 浙江省美学学会理事,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杭州恒庐艺术影吧学术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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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二)  

2011-09-26 09:10:44|  分类: 中国画学问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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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二)               

/范达明 

 

(5)写实造型与意笔笔墨的有机结合

在“写实造型与意笔笔墨的有机结合”这一点上,《粒粒皆辛苦》与《两个羊羔》一样,它表明浙派人物画虽是源于或脱胎于徐悲鸿、蒋兆和的京派人物画或彩墨人物画,但在这个“结合”的关节点上,终因化为了协调的有机性而进入了更高一畴的审美品格。方增先后来就此写过题为《中国人物画的造型问题》[1]的理论性总结文章,其中强调了画家把握“形体结构”对于中国画在写实造型与意笔笔墨的有机结合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作者还强调:“形体结构不是形象,它是一种形体规律的技法指导。所以,如果脱离绘画实践,不进行写生、速写和创作活动,形体结构就学不起来。既然必须通过写生、速写、创作的绘画实践,人物形象的个性、气质就应该在绘画实践中解决了……这种对形象规律的共同记忆,只会有利于人物个性的描绘。”[2] 这是方增先从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总结的经验。显然,解决这个“有机结合”的途径不能从书本与理论中去寻找,还得从自己切身的“写生、速写、创作的绘画实践”中去解决问题。                      

(6)作品思想意义的普遍性与社会影响力

《粒粒皆辛苦》所塑造的新中国当家人新农民的新形象,它的积极的现实主义创作画风的力度,它与新中国新时代的现实生活的贴近程度(在这一点上,甚至还应包括此画“画面时间”即所描绘的北方麦收时节同画家的“创作时间”的全然吻合——此画完成时的1955年6月,也正好就是当年的麦收时节)[3],都是它不愧为“红色经典”的证明。单就《粒粒皆辛苦》作品的主题而言,换一个画家,或许会按照原诗末二句“谁知盘中餐”句的内容而把它画成一幅“颜氏家训”或“三娘教子”式的当代家教或蒙学式的通俗伦理画,譬如是出现在一张饭桌上,母亲教子(或幼师教幼儿)不要把饭粒撒在桌上等等——如果这样的话,它不过是成为了一张纯粹世俗的说教挂图了。因为无论画面上出现其他什么人,都比不上直接描绘农民——我们粮食的生产者本人,对于粮食的珍惜与爱护才更有真切的体会与至诚的行为体现,也才会给画面带来思想的深意,并使作品有凝重的震撼力!这里,我们再要肯定的一点就是,创作此画的方增先先生本来就是浙西浦江一个山村出身的农家子弟。创作者的阅历与思考,创作者对于我们新中国国家大政方针与国策的理解与把握,创作者对于新中国时代本质理解的深度,实际上也决定了唯有像方增先这样的具有特定人生的画家,才会真正创作出体现其艺术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的作品来,才会最终完成这样一幅可以传世的不朽画作。《粒粒皆辛苦》作品思想意义的普遍性,它的题材、主题与人物形象的力度,带来了作品宣传画一般的巨大社会影响力。在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粒粒皆辛苦》当时是有单张印刷品出版的,它的发行遍及全国城乡,具有着广泛的传播力量,可以说,当时国家的有关部门就是将它作为宣传画来使用的(这是一种荣耀而不是看低)。如果说此画在新中国号召“奋发图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上世纪60年代前后是恰逢时宜而不可多得的绘画范本,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中国面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并跃向世界大国行列的今天,不论是把《粒粒皆辛苦》及其塑造的当家人主人翁形象视为对传统伦理的宣示,对道德修养的教诲,还是作为现代公民陶冶“五讲四美”修为的楷模,我觉得都不为过,都将是普遍有效的。  (待续)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二)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方增先:2009年11月21日《美术报》(总835)封面人物, 该报第49-64版 为
     “方增先人物画大展特刊”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二)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2009年11月3日杭州浙江美术馆“方增先人物画大展”开幕式:
此系2009年11月21日《美术报》(总835)第49版“特刊”封面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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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在开幕式上致辞:方增先人物画大展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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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后方增先(右)与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著名人物画家顾生岳(中)重叙旧情,左为肖峰老院长:
方增先人物画大展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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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近影 

 





[1] 载《美术丛刊》第7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79年6月版。

[2] 转引自《浙派人物画文献集》第64页。

[3] 刊载于《浙派人物画文献集》中的《方增先艺术年表》(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32—334页),在“1955年”条把该画创作时间记述为“9月,回杭州创作《粒粒皆辛苦》”,直接违背了画作本身在画面上分明题写的“一九五五年六月”七个汉字的确凿时间,是一个低级错误——把画作创作时间推后了三个月就过了“麦收时节”了。造成此错的原因,或许是基于“1955年”条前文记述的更大错误:将发生于1954年春、为期三个月的两院师生赴敦煌文物考察活动,以及紧接的1954年“7、8月,在兰州天祝藏区深入生活”统统延迟了一年,挪移到了1955年。这一错误的严重性在于,由于《浙派人物画文献集》一书本身集50年史料之大成的“权威性”,导致目前所有媒体在有关“方增先艺术年表”的记载中都有此相同或类似的错误,包括画家方增先本人的官方网站、“百度百科”的“方增先”词条等等;作为画家评传的最新著作《泼墨真情画人生·方增先》(“海上谈艺录”丛书之一,胡建君、汤哲明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0年1月版)所载的“从艺大事记”也不例外(见第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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