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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三)  

2011-09-27 08:36:08|  分类: 中国画学问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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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三)             

/范达明/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三)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方增先《说红书》 91.6cm ·180.3cm  1964年  

“一幅安排有群体人物的场面性图像,这在浙派人物画作品中是较少出现的”(本文语摘)

 

2.《说红书》:新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与文艺革命的艺术经典

方增先完成《说红书》(1964)的时候,前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美术”已步入“中期”。这个“中期”的说法是笔者在此为方便陈述而提出的划分。在按前文所引述的“毛泽东时代的美术”(1949—1976)的27年里,通常是以“文革前17年”与“文革10年”方式划分为两期。笔者认为,为了使历史时期的转折有一过程或过渡,还可以把“前17年”划分为前、中两期,即前期(1949—1962,13年)和中期(1962—1966,4年)。前、中期以1962年9月24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为分界,理由是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1] 历史告诉我们,从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召开起到1964年夏(《说红书》创作完成日,刚好居间“中期”之中点),在此约2年的时间里,新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急遽向左转。1963年5月党中央印发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前十条),标志着全国范围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开始;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人民日报》与《红旗》杂志两编辑部联名发表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一评”至“九评”,致使中苏两党分歧公开化并由此导致最后决裂。以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为名开展的国内阶级斗争,以及以反对“帝、修、反”为口号的世界革命斗争,遂成为国家政治领域的头等大事。期间,在文艺界(常被称作“文艺战线”)或上层建筑领域更为急遽向左转的主要标志,是毛泽东先后于1963年12月12日与1964年6月27日做出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认为文联下面的“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毛泽东或许由于偏听江青与其他人的汇报以及其他多种原因,把国内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看得过分严重了,以至于对新中国以来党的文艺工作做出了几乎是基本否定的“左”的估计,为后来提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乃至“文革”的爆发提供了“理论”依据。记得这“两个批示”当时传达下来,对于时为美院附中普通学生的我们来说,也是倍感震惊的。(据说新时期以来,“两个批示”已经被中央下文件“撤消”了。)而《说红书》正是在这样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下完成的。

今天我们回过头来看,单就“两个批示”的出发点亦即提出让文艺家“执行党的政策”,“去接近工农兵”,“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等诉求来说,它与《讲话》的基本精神还是一致的。而《说红书》的“红色”思想主题,在这点上也绝不含糊,这甚至在它的标题中就已直接点明了。当然至此,本文或许已经陷入了一个比较复杂、矛盾的话题怪圈,为此下面对《说红书》的解读,主要将放在它作为现实主义题材人物画的“经典”的方面,即艺术形式的表现方面。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三)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方增先《说红书》  局部   

“画面中的群体人物场面,一定程度上也是与这种集体化农业生产的情形相适应的”(本文语摘)

 

(1)场景:群体人物图

相比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的农村经济体制(如《粒粒皆辛苦》所处的背景),还属集体化程度较低的生产合作社体制,那么到1964年《说红书》所处的背景,就是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化体制的情况了。《说红书》是一幅安排有群体人物的场面性图像,这在浙派人物画作品中是较少出现的,也是作品成像方式与题材容量上的新突破。虽然《说红书》并未直接描绘农业生产劳动,但是画面中的群体人物场面,一定程度上也是与这种集体化农业生产的情形相适应的,显示了现实题材或革命现实主义作品作为基本前提的生活依据。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不同性别年龄的人物(社员与学生等)围坐一隅,可见的人物多达10人。就群体人物所在的场景来说,由于画面基本省略了对典型环境的描绘,其地点设置就需读者自己猜测了。不过依据听书人携带农田劳动工具席地而坐听书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断定:它不是在村镇的茶馆或什么专业的娱乐场所,而就是在田边、地头等离农田作业区不远的地方;画面题有“儿童父老陌头西,爱听红书坐夕晖”的款识(属题诗前二句)也告诉我们,这一场景出现的地点就在“陌头西”,即田头西边,具体时间应在社员下工、学生下课的业余时间,而且持续有较长的时段。所谓“坐夕晖”者,即席地而坐已至夕阳西下时分,如此时长,显然有利于表现出“说红书”此举为听众欢迎与喜爱所达到的程度。(待续)

 

全文2010年9月7—17日写于杭州梅苑阁

9月18、20与23日修改补充



[1] 《中国近现代史大事记(1840—1980)》第169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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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增先《晓雾初开人隐约》书法 1996年秋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三)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马锋辉主编《方增先人物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9.年1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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