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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六)  

2011-09-30 08:35:33|  分类: 中国画学问与研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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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

——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六)               

/范达明/ 

 

浙派人物画:新中国美术史上的红色经典——方增先《粒粒皆辛苦》、《说红书》解读  (续六) - 范达明 - 评论家范达明的博客
方增先《说红书》91.6 cm·180.3cm  1964年 

“精心选择了三件最必要的道具。一是镢头”,“二是陶罐及置于罐口的蓝花碗”,“三是‘红皮书’”。

“画面群体人物所涵盖的梯队式年龄段的男女老少听众,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作品主题诉诸的关键词‘千秋万代’

  相应对的(一种浓缩式的对应)。”(本文语摘)

 

(5)简洁:省略与提炼

简洁,应该是《说红书》在画面审美追求上最重要的艺术特色。与工笔画相比,意笔画的简洁当是其题中之义。《说红书》的简洁更有其独特性:第一,全部省略了环境景物的描绘。在画面人物较多的情况下,通常讨巧的做法主要是简化背景,以免导致未使背景衬托人物反而喧宾夺主、干扰人物的反效果。而《说红书》是把简化推向了极致——将背景全部省略,这是需要勇气的,尤其是作品选择了那种有点情节性的题材。第二,对于群体人物进行“团块结构”的组合,使人物相对集中,留出的空白背景也较多,借以衬托与突出人物形象。第三,用笔用墨的简洁,画面力求没有笔墨随意使用的感觉,做到惜墨如金,但又轻重得当,譬如把最黑最重的浓墨仅用在处于最近距离又是画面体现凝聚性力量的说书人身上(如其背影的头发、裤子与衣物的轮廓等)。四是道具的提炼。为了说明听书群体人物的农民身份,创作者除了在他们身边安排有少量轻便的农用生产工具之外,主要精心选择了三件最必要的道具。一是镢头,它是农具,是生产工具,正由说书人紧握并展臂举起——原来,说书人在此“现身说法”,模拟起故事中战士的行为,将镢头当作手枪来使用(为模拟举枪,反向地不握把柄而是握住铁镢刀面,以及手指扣扳机的模拟动作都述说了这一点;而画面题诗的“誓学英雄裂肝胆,千秋万代举红旗”二句,不仅呼应、体现了说红书的革命内容,更是直接告诉了红书的故事主人公是一位“肝胆英雄”)。这里,镢头不仅是画面的“道具”,更是说书人表演的道具(堪称真正的道具);更重要的是,它由农具、生产工具转化为了兵器、军用武器,我们由此闻到了火药味——这显然是新中国于1962年起重提阶级与阶级斗争, 确立“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政治路线在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反映。二是陶罐及置于罐口的蓝花碗。它处于画面总体扇形大结构的交角,是支撑这一扇形大结构的压轴;陶罐及蓝花碗的“所指”,自然就是大碗茶,它是用于说书人润嗓解渴的饮品,富有时代特色与农村特色。这一道具更蕴涵有丰富的“所指”:它暗示了季节(已入初夏,解渴的茶水、茶碗当要常备);它提示我们:工余开展的说红书活动已延续近傍晚,说书人甚至已喝过一、二次送上的茶水了。三是“红皮书”。它就在大碗茶陶罐旁边,直接照应了画题《说红书》之“红书”二字,自必不可少。诚然,“说红书”之“红”,是指说书的故事内容合乎宣传毛泽东思想与革命传统历史等的基本要求——是革命内容的书,未必它所依据的纸媒之“书”的封面也是红色的。但是创作者在此坚持以一本“红皮书”(“说红书”所依托来作为底本或话本的“图书”)来代表说的或听的“红书”,则是诉诸“红皮书”所构成的视觉语言(图像“能指”)来表达其含有的象征意义(图像“所指”),这在绘画创作上无疑是有必要的。单就色彩之“红”而言,画家方增先通常在其画作中很少直接选用红色,《说红书》特定的题材与主题驱使画家对于自己的用色习惯做出反拨。不过为使“红皮书”的红色用于画面而不显孤立,他也把红色用在了那位女少先队员的红领巾上,并让那位长辫子少女也穿上红上衣,只是色相较浅。红皮书、红领巾、红上衣,三处红色呈不同浓淡,此外,也利用那些散见于画面所有人物的脸部与手脚的接近浅橘色的皮肤色,作为红色的暖色协调色出现,遂使画面的总体色彩关系不失其和谐与统一。

(6)主题:千秋万代举红旗    

在浙派人物画的代表作品中,方增先《说红书》的主题,在紧跟与反映时代精神的革命性本质上无疑是最明确也最直接的,堪称抓住了“红色经典”最典型、最红色的主题。前面说到了《说红书》的说书人,是如何随手用身边的镢头这一生产工具当做军用武器的手枪来使用的。“誓学英雄裂肝胆,千秋万代举红旗”这个题款诗句告诉我们:“说红书”、“学英雄”只是革命传统教育的一种手段,“举红旗”才是真正的目标,它不仅仅是一代二代前辈革命家既有的建树,更是“千秋万代”的大业;完成这一革命大业,归根结底是如何使已建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恰恰是《说红书》创作完成的1964年夏日,也正是“九评”(第九篇)最后发表的时间(1964年7月14日)。“九评”通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最终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以及非常具体的充当接班人的五个条件。由此,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体悟方增先《说红书》对于时代精神本质把握的敏感性与及时性,确实令人叹为观止!《说红书》涉及了至“文革”前新中国历史或时代某种转折关头的最宏大主题,即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我们回到《说红书》的画面图像本身——显然,“说书人”,无疑就是这种“革命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的媒介人或传播者。如果说陶罐茶水是维系说书人说书行为并继续完成该行为的物质动力源,那么“红皮书”就是“说书人”媒介传播行为所内涵的革命精神的象征,是其精神动力源。而由红色视觉元素的“红皮书—红上衣—红领巾”构成的链接,就像一根传承“革命精神”内涵的潜在红线,将作为听众的群体人物全都贯串起来。我们甚至也可以说,画面群体人物所涵盖的梯队式年龄段的男女老少听众,一定程度上也是同作品主题诉诸的关键词“千秋万代”相应对的(一种浓缩式的对应)。笔者相信,能够做到让画面视觉语言与主题内涵如此的丝丝入扣,确实是方增先先生独有的禀赋,是令其之外的同代人物画家都要望其项背的!这一点要归结到的当然也是其作品的经典性了。方增先及其《说红书》由此成为浙派人物画开创期独领风骚的一面红旗!  (全文完)

 

原稿2010年9月7—17日写于杭州梅苑阁

9月18、20与23日修改补充

 

本文(连续七帖的全文)系依据刊物发表要求做的节选本

载湖南省文化厅主管《文艺生活·艺术中国》月刊2011年第8期

 

鸣谢:

湖南省文化厅暨《文艺生活·艺术中国》编辑部及执行主编曹隽平先生

感谢他们对浙派人物画55年发展的支持与关注!

感谢网易博客暨所属“美术大家”小组、各推荐支持的圈主、

网友的阅读欣赏评点,

以及合理的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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